周末是丹麦传统的 studenterkørsel 庆祝活动，高中毕业生在这一天会骄傲地戴上象征各自学校背景的毕业帽，登上早已预定好的 Party 巴士（studentervogne），用最放肆的音乐和欢呼走街串巷。
Party 巴士会途经每一个毕业生的住处，家长则早早准备好零食、可乐或孩子们期待已久的酒为他们助兴。那两天的哥本哈根是一座狂欢之城——伴随 Party 巴士经过，路上的车辆鸣笛祝贺，路人们停下脚步与他们挥手互动。似乎这些年轻人的欢呼是一种魔法，能让见证者们也回到年轻。
初到丹麦时我一直难以理解，在以自由宽松教育闻名的国家，高中毕业为何需要如此夸张的庆祝活动。他们的高考虽有压力，但程度远不及东亚式的高考：
丹麦没有全国统一“总分排名”，学生三年中以各科平均成绩评估；许多家长鼓励孩子“根据兴趣选择路径”，不是所有人都走大学路，技术学校、职业教育（EUD, erhvervsuddannelse）社会接受度很高；甚至高中毕业后的 Gap Year 在这里也常见得像一次郊游——在中国大陆，这样的选择往往只发生在裁员之后。
推开客厅门走到阳台，细细地听这个天黑越来越晚的城市沉浸在此起彼伏的欢呼里，我突然感到：
我们是否已经丢失了庆祝的能力？
那次生日后，不再想主动庆祝
庆祝似乎是无用且有罪的。
我记得八岁还是九岁生日那天晚上，我自己在客厅地板上点燃一圈蜡烛，中间围着生日蛋糕，然后往录音机里放入动画片音乐的磁带，拉上我爸爸一起坐在地板上庆祝。《花仙子》的那首东瀛曲调的主题歌，是我当时最喜欢的。
回忆里，我完全忘记了那晚和爸爸说了什么，好像两个人没有讲任何话。也像是对话被掩盖在了《花仙子》的音乐里，防止被记忆偷听去。我记得爸爸那晚很敷衍，不自在地总想尽快结束这浪费时间的安排，把客厅的大灯按亮、回到他的现实里去。
后来我似乎再也没有这样主动庆祝过自己的生日。
再后来，生日约等于一次购物。
再再后来，蛋糕也不太想买了。
高考结束那天，我们都像“无琴可弹”的人
高考结束那天的“庆祝”，基本是通宵上网。
走出考场的我们，虽然完成了一件极其辛苦的事，却像被吸走了魂魄，不知道下一个钟头该做什么。
生命仿佛在那一两天里提前感受到了巨大的虚无。就像《命若琴弦》里，为了医治疾病而弹断 1000 根琴弦的老瞎子：
琴弦要张紧才能弹响，但若真弹断了那第1000根琴弦，那把琴也会在刹那间失去了意义，化作灰尘。
考完那天，琴弦的“药引子”凑够数了，大家却陷入了“无琴可弹”的巨大意义真空。
我们寝室六个人各自瘫坐在床上，已经没力气讲话，似乎都在等着各自的“药”起效。成绩极好的斜对床重新掏出了模拟试卷在百无聊赖中开始做卷子，多年以后我仍然记得这一幕，有一种恐怖片般的即视感。
后来我们当然跑去市区找了一家网吧上网，实际上上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，那几年学习下来人都傻了，不要说游戏就连QQ好友也没几个，网吧里没有格挡的电脑好多男生在全屏看黄片，如同在没有门的公共厕所。
人人都是“第一名”的庆功梦
年初经历了裁员纠纷，向工作 十年的公司发起仲裁，股东之一还是我的博士导师。十年间如梦幻泡影，失去了很多很想得到的，又得到了很多未曾预料的。
几个月后的一晚，我梦见一场大型庆功会：
会场体量是奥运会级别的，入口在高处，我和乌泱泱的人潮一起奋力爬上几层宽阔的楼梯，四周是汹涌的欢呼声。
广播里不断喊着：“XXX 第一名，XXX 第一名……”
我心里想：怎么人人都是第一名？是不是系统出 Bug 了？我今天也能是第一名吗？
楼梯上我遇见前司 CEO，心想他怎么也来了。梦里记得他曾送过我一个红色的空首饰箱子，放在黑色背包里，似乎也没啥用处。
庆功呼声渐达高潮，我终于进了会场入口，却不记得自己有没有拿到“第一名”。
会场左侧是一个衣帽间，我进去换衣服，那里很安静。
我低头沉思，梦在安静的沉思中结束。
那个梦，或许是潜意识对“功绩社会”的反讽。在“持续产出”的裹挟中，人人似乎都能“努力”成为第一名。可那奖品可能只是一只空空如也的漂亮首饰箱。潜台词里的毒药是：
“你得不到第一名，就是你不够努力；不努力的你，不值得被爱。”
我们在狭窄的功绩赛道上搏杀，自我剥削没有止息，耗干时间与心力，最终失去了真正庆祝的能力——也失去了“神圣时间”的可能。
“允许停下来”的能力
经历了今年的这一切，我越发欣赏那些一路欢呼的丹麦高中毕业生。
他们也许未曾意识到自己拥有一种珍贵的能力：
停下来的能力。
在一个相对宽容的社会时钟里，内心的声音可以被听见、被尊重、被尝试。
这可能就是教育的实质。
前段时间我问六岁的女儿：
“你们幼儿园上午一般一起吃什么？”
她摇摇头说：“我们不只是吃东西。”
“那是在做什么？”我感到疑惑。
她很认真地回答：
“是在 café。”
